——原华工历史回忆录

朱九思口述 胡艳华 李旭玫访谈整理

关于华工的这一段历史，我想了一个总的题目，叫做“异军突起”。第一部分，大概有三个到四个小标题，有三四部分。第一部分的小标题是在全面学习苏联中诞生，就是指华中工学院怎么来的，是在全面学习苏联当中诞生的，不是一个新的学校，是一个老的学校，经过院系调整。这部分主要是讲华中工学院是怎么来的，它不是一个新的学校，是在老的学校经过调整之后诞生的，叫院系调整。在1949年，全国解放之后，中央的根本决策，党中央的根本决策，是全面学习苏联，教育也不例外。但是我们国家小学、中学、大学，这个层次和苏联还是一样的，但是小学和中学里面的学制大致上差不多，大学的区别很大，苏联的大学分得很细，苏联的综合性大学，只是文科和理科，其他的学科完全独立，工科、农科、医科等等，完全独立，所以苏联的高等学校综合性大学不多。但是各个学院非常之多，医学院、农学院，这个学院那个学院，莫斯科大学就是文科和理科，不多，只有几十所，不到50所。我们中国虽然有的学校也是专科，医学院、农学院，在解放的时候205所大学，绝大多数都是综合性的，文、理、法、工、农等等，还有医，主要的就是医以外的各个学科，不同的程度，有的多一些，有的少一些，和苏联的做法有很大的不同。因此在1949年解放之后，把中国的高等学校按照苏联的模式进行全面的调整，不是局部的，全面的调整，包含着北大、清华都不例外。不过他们调整的面比较小一点，学校本身没有动，比如说北大，只是把工科调出去了，把医科调出去了，把农科调出去了，主要是把工科调出去了，北大原来有工科，在调整的时候把工科调整到清华。至于说医科和农科，在更早一点蔡元培当校长的时候就已经调出去了，那是受到德国的影响，清华原来是以文科的，文科很强，把清华的文科基本上调到北大，所以清华北大也不例外。苏联大学的重点在工科，中国的大学重点不在工科，因为工科需要有大量的设备，花钱很多，花不起，国家也花不起，私人也花不起。

在1952年全国解放，大体上稳定了，朝鲜战争大致上也稳定了，因此1952年中央决定进行大学的院系调整，面相当大。1953年是重点，还没有搞完，54年、55年少量搞了一点，华中工学院就在1952年中央决定进行大规模院系调整高等院校，在这个当中诞生了，把中南地区几个省大学进行调整。把武汉大学的机械电气基本上交给我们了，武汉大学、长沙的湖南大学，广西的广西大学，江西南昌的中正大学，中正就是蒋介石的名字，蒋中正。把这四个大学机械电气的主要部分，实际上是全部调到，机械、电气、动力这部分都调到武汉来，组成了华中工学院。但是广东属于中南区，但由于广东本身也进行的小范围的院系调整，因此广东的大学只是在广东省范围内进行学科调整，没有到武汉来。只有广东调整之后的华南工学院里面的水力发电专业调到我们学校来了，以及发配电，建成了发电厂。现在我们电气学院的陈德树教授，博士生导师，他是华南工学院的。广东基本上没有来，只来了一个专业，加一个教师。其他的，武汉大学，长沙湖南大学，广西大学，南昌中正大学，以及华南工学院的水力发电专业调到武汉来了，调到华中工学院来了，从而产生了华中工学院。这就是华中工学院的由来。来了之后，合并之后，本科八个专业、四个系（两年制），哪四个系呢？第一个系是机械系，第二个系是电气系，第三个系是动力系，第四个系是拖拉机和汽车系，或者反过来汽车和拖拉机系。另外还有四个专修课，就是原来这几个学校有的，我现在已经记得不全了，有精工专修课，就是机械方面的，有汽车修理专修课，另外电力方面有两个专修课，这四个专修课都是原来这些大学有的，调来了，招生来了，两年制招了三四年。这四个专修课在1958年结束了，那四个系有八个专业，四个系，1953年开学了，1954年集中了。

1955年发生了一个大的变化，把汽车和拖拉机系全部调到东北的长春去了，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硬是要把汽车和拖拉机这个专业全部调过去，就剩下来三个专业，本科专业，六个系。各个专业、各个系数从各个地方来的时候，把每个系，或者说得更具体一点，每个系主要的教师名字列一列，因为这个系里基本上没有什么教师，没有教师怎么办大学呢？因此我建议，每个系，不管是四个系也好，或者是三个系也好，都要把人的名字列上去，人的名字不是一般的列，一个系里面的主要的教授，那时候副教授很少，主要的讲师，比如说这个系有四个教师，有五六个。为什么了？这是对教师的尊重，没有教师大学怎么办？变成空军司令了。大学的水平也决定于教师的水平，把人名列上去，人的名字一查就知道。另外还请一些老教授提一些意见，除了专业教师之外，基础课教师比较困难，为什么呢？他们原来都在武汉大学、湖南大学、广西大学、中正大学，原来都是不同程度的综合性大学，在调整的时候文科和理科基本上没有动，武汉大学的文科和理科没有变，其他的湖南大学、广西大学、中正大学的文科和理科都变成了其他学校，或者成了师范学院。变成师范学院需要有文和理教师，因此文科和理科的教师基本上没有变，我到现在还记得。数学只来了一个，姓刘，叫刘正经教授，当时也有50多岁了，文科和理科各个学校来了一点，主要的部分都留下来了，它是要办师范学院，文科和理科还要招生。甚至理工科困难更大，因为当时三门政治课，社会根本史、政治经济学、哲学，这些教师很缺，综合性大学实行暂扣，把教师也扣住了。但是专业课的教师差不多都来了，因为他在那个地方没用了，这就是华中工学院最初的情况，在全面调整当中诞生了。这些教师的水平怎么样呢？你们不要记，你们心中有数就行，和上海、北京、广州这些大城市、沿海的城市，天津比起来，专业课的教师比他们差一点水平。但是比内地综合性大学专业课教师水平要高，我要说两句话，叫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假如没有这一批教师华中工学院办不起来。这是第一个问题，在院系调整中诞生。

第二，教学和科学研究相结合逐渐形成。为什么开始的时候教学是教学，跟科学没有关系？大学不搞科学研究？这是受到苏联的影响，苏联的大学一般的以教学为主，不搞科学研究，科学研究谁搞呢？苏联科学院以及一些专门的研究所。因此我们学习苏联也是这样，大学里各个专业以教学为主，再加上面临着苏联的刻板，苏联的教育机械化，开始根本没有科学研究，就是教学，用苏联的教材，按照苏联的教学方法进行教学。但是1956年，这时候是什么情况呢？斯大林死了，斯大林是1953年死的，恰好是华中工学院成立的那一年死的，因此我们认为学习苏联的有些地方认为不合适就可以改变了，假如斯大林要是在的话，斯大林很厉害，不敢动。但是到了1956年，我们当时祖国的形势，主要在全国范围里面都可以研究，于是乎就由副总理聂荣臻负责，聂荣臻副总理管科学研究，由它负责，中央决定制订十二年科学研究计划，1956年制订的，制订不长也不短，制订12年科学研究计划。这就是国务院下属的一个机构，由聂荣臻负责，搞了有一两年。在这个计划的前面有一段话，说高等学校是科学研究的一个方面军，科学研究有七个方面军，中国科学院是一个，各个业务部门的下属研究所也是一个，另外军队的科学研究机构也是一个。另外科学研究高等学校可以搞，所以把高等学校也列为科学研究的一个方面军。这样就突破了苏联高等学校以教学为主，不搞研究工作的框框，我们一些许多学校领导干部的思想也有变化，觉得高等学校可以搞科学研究了，是一个方面军。

我这里附带说一说，1953年是四个系、八个专业，四个系当中有汽车和拖拉机专业，这个系里面有两个专业，一个汽车专业一个拖拉机专业，有教授有副教授，这两个不错，一直到现在在长春是吉林工业大学的，这批教师是输入的，不要以为汽车和拖拉机调出去了，不提它不好，现在汽车和拖拉机专业，第一个教授叫做戴桂蕊，其他的教授副教授、讲师主要名单，因为时间太久了，我的记忆力也下降了，记不得了。从1956年起，高等学校的科学研究可以搞了，松动了，我们的思想也开始发生变化，不仅是抓教学，也要开始抓科学研究。尽管当时顾不上，但是思想上受到影响，高等学校可以搞科学研究，不是单纯搞教学。这是教学和科学研究相结合，这个思想开始突破了，可以有了，不是只搞教学。这是1956年，大概这个12年科学规划做了一两年，后来很快就到了1958年的大跃进，1958年是思想上的一个突破，高等学校不仅可以搞教学，而且可以搞研究，1958年就开始实现了，大跃进，同时提出来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在实践上突破。当时搞技术革命、搞技术革新，工科学校有科学实际、联系实际，原来是思想开明，1958年教育革命，突破了这一点，大跃进，教育革命，要联系实际，当时强调联系实际，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1959年，国家的海军由于需要，对中央建议，这三所学校办造船系，原来只有一所，上海交大，1959年海军向中央建议我们学校华中工学院、大连工学院、广州的华南工学院，三个工科学校办造船系，为海军服务。这就进一步的促进了教育与科学研究相结合，因为你培养的人，不再是学一点知识，要付诸于实践，为海军服务，造船，没有船，没有海军，有了船才有海军。这也是一个推动，这是1959年。我到现在还记得海军的副司令员，是一个老红军，是一个总将，明确的提出来中央要建设海军，感觉到船、军舰不够，要造军舰，要造军舰就需要人才，因此只有上海交大一个学校有造船系，培养干部，培养得也不够，增加三个学校，那可不简单啊，增加三个学校，原来是一个，现在是增加三个。当时我们很高兴接收到这个任务，这样思想上又前进了一步，教学必须与科学研究相结合，必须为实际服务，不能够纸上谈兵。

因此到了1960年以后，一直到文化大革命之前，我们的科学研究开始有了，但是题目不多，但是有了，敢做了。教学不仅仅是教学，还必须解决实际问题。遇到文化大革命，我到现在还记得，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是1966年，我们科学研究没有上课，就是停课闹革命，不上课了，但是有少数的教师关于重要的科学研究还保留了三项，不搞不行，接受了任务，国家等着要，生产部门等着要。一直到1969年，大批的教师、学生下乡，我们还留了三个课题的教师在学校搞研究工作。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后期，我们又增加了一点，接受了新的任务，把下乡的极少数教师调回来搞研究工作。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科学研究虽然不是个别的开展，但是也增加了不少，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更不用说，放手搞。当时正好业务部门，比如说一级部机械工业部，四级部电子工业部，这些部下属的研究机构都下放了，研究人员都走了，它下面没有人搞研究工作，那不行啊，那就找到我们高等学校搞研究工作，我们就接受，它给钱。文化大革命的后期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我们的科学研究工作开展得不错，虽然规模不是很大，但是也不是很小。因此在1969年，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1969年在北京召开第一次科学大会，我们学校和浙江大学受到奖励，要我们两个学校准备书面发言，在大会上书面发言。我当时又是院长，又是党委书记，我当时参加会了，我准备了大会书面发言，题目就是“科学研究要走在教学的前面”。科学研究是源，是发源地，教学是流，是发源地下面的河，所以科学研究和教学是分不开的。大学只有课本不行，照本宣科不行，教师必须有自己的研究成果。科学研究要走在教学的前面，科学研究要很紧密地和教学联系，这个思想明确了。这是我讲的第二个问题，科学研究和教学结合的思想逐渐形成了。

第三，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我们学校变成华中工学院，高度的积极性是怎么产生的，总是要通过一个实践才能形成思想。文化大革命的后期，1959年根据海军的需要，我们建立了造船系，三个系，一个是制造，一个是船舶发动机，第三个是船舶的电气。需要建立实验室，发动机的实验室基本上有，就是没有人进，船舶电气实验室基本上也有，我们有电气系，只有造船系，造船专业需要一个船舶实验水池，船设计好了之后要做成模型，放在水里面进行实验，到底稳定不稳定，速度怎么样。因此造船系的主要专业是造船，造船的实验室主要是需要有一个实验用的水池，其他的实验室都有限。当时只有上海交大有一个船舶实验水池，我去看过，但是这个船池建得不好，有点漏水。我们成立了造船系，我就一心一意想建立一个船舶的实验水池，我们要建得比上海交大要好，上海交大那个是100米，我们要建得有120多米，要建得比它好，很花钱，但是不建，造船专业的质量很难保证。我就一心一意想建这个水池，究竟要花多少钱，我心里有个数，大概要有500万左右，那时候的500万就相当于现在的5000万。但是非建不可，于是我就向上面做工作，船池你们可能还没有去看过，在山脚下，单做了一个实验室。船池有120多米长，有6米宽，有14米深，本身盖房子就花钱，但是最重要的是船模的要求很高，要求很稳，温度在22度，湿度要保持一定，这个好办，有去湿器。最难的是什么呢？要求这个船池没有什么沉陷，开始建的时候是平的，一直使用几百年几千年没有任何深陷，耐受沉陷，一沉陷就不能用了。造船系的船舶实验水池有120米长，加上外面的房子，大概有130、140米，山脚下是小丘陵地带，但是又必须在这个地方做，因为除了那个地方有那么长的空地之外，其他地方没有。但是有沉陷不行，那个地方是一个小树林，有一点高高低低，怎么办呢？我是学文的，我不是学工的，更不是学土木建筑的，但是事到临头必须进行，我们的基建科有一个主要的领导，姓王，叫王非，是清华毕业的，在房子的建成建设方面很有水平，那没有问题，但是出地100多米，又要沉陷不准，这可是一个难题，我再往上提也没有地方提，叫做逼上梁山。我就跟王非商量，采取100多米长的水池，下面就好像一个桩、两个桩，三个桩，下面有几十个桩，下面的桩尽量打到坚实的土地上，没有填土，然后上面再横梁，究竟有没有把握呢？老实说，有没有把握，但是除了这个办法还有什么办法呢？没有什么办法，逼上梁山，只好这么办。我是学文的，工程不懂，但是负责人必须下去进行，我就下了这个，我说继续办，100多米长，大概每隔七八米一个桩，这个桩大概有十米左右的高度，不管上面的土怎么样，下面的土都是老土，原始的土，不是填土。只好是大胆的建，不建怎么办，一直采取这个办法搞，但是万幸，这个点子出对了。我的第一个印象，到了最困难的时候，那时候要大练军，你不大练怎么办？你不能够坐以待毙。你们可以到那个水池去看一看，那是很有气派的，很长很高，相当大。

我当时也是没有办法，有意识的采取钓鱼政策，什么叫钓鱼政策呢？假如一下子提出来这个实验室要500万才能够建成，上面会不会批？钱太多了，你提少一点才可以批准。我说这个实验室大概有100万就行了，事实上没有办法，说瞎话，这是逼出来的，不然的话拿不到钱，实验室盖不起来，教育质量很难保证。我们实验水池就这么样在大干的情况下盖起来了，你们可以去看一下，一直到现在在全国，特别是在中南地区长江领域以南这一带，很多省、很多地方的造船机构都到我们这个水池来做实验。这是我们学校建校以来建设的最大的实验室，非常有气派。这样一来，虽然没有提500万，只提了100万，但是当时省里面的教育经费其他的学校也不要，我们去要，一年要个百把万，有个三、四年就差不多了。这也是一个锻炼，什么锻炼呢？在大干的时候要大干，不要畏畏缩缩，怕这怕那，那就一事无成。我的高度积极性经受了第一次考验，胆子真的很大，几百万的工程，就这么干了。这是文化大革命后期，大概花了三年多到四年时间，这个实验室终于建成了。一直到现在，在全国来说是很好的，很多单位来做实验，他们来做实验要花钱，所以这个船池本身收入也很多。

大概就在这个船池动工之后的不久，我们的机械厂，两台“加工中心”也基本建成了，那真正是知识分子和工人相结合。这个“加工中心”怎么做的呢？什么叫“加工中心”？我原来也不懂，现在我们学校的正南方有一个科研区，有一个工厂区，有20、30个工厂，当中有一个工厂就是很赚钱的一个厂，俗话叫“加工中心”。非常赚钱，现在开始申请上市。这个“加工中心”里生产，这个中心在文化大革命后期有机械系的教师、有一二十个教师，有一二十个工人，没有施工的图纸，就是拍了一个产品说明书，产品说明书形成了照片，他们都是内行，大概估计估计，就生产就制造。我当时很忙，开始的时候我没有参加，后来基本上建起来了，开始调试了，我去看了一下，我非常受教育。你们可以到南边的厂去看一看，看起来很复杂，不是一般的机床比较简便，这个“加工中心”很复杂，我也说不出来，就是根据广告上的说明书，他们是内行，就这样子把这个尺寸慢慢的琢磨出来，然后就加工制造，然后就安装、调试。我去看的时候正在调试，我非常受教育，原来以为我们学校的工厂不能够生产制造这样复杂的“加工中心”，特别是没有详细的图纸，就是一个说明书，有照片，他们是内行，当时我很受教育，我第一次看到这样复杂的机床。我说这些人创新啊，没有他们大量的创新这个“加工中心”做不起来，做了两台，两台有点区别。后来这两台移到东八楼，一楼的实验室，现在在校办工厂里面办了一个厂，后来“加工中心”也挪过去了，比较近的，在东北楼后面的东八楼，东八楼的一楼，你们可以去看一看。我也是第一次开了眼界，这么大的机器，在没有详细施工图纸的情况下制造出来了，非常不简单。假如说胆小害怕，那完了，不敢造，两年就造出来了，都能够生产制造了，我在看的时候他们在调试。每个机器上面有60个刀子，自动换挡，不同形式的刀子，很复杂的机器，叫“加工中心”，它的学名叫可以自动换刀的数控镗铣床。这件事情我很受教育，很佩服这些教师，这些工人，劳动者，有水平，在没有详细的全套施工图纸的情况下面，把一台非常复杂的机器造出来了，为什么现在全国销路很好了？“加工中心”价钱比较贵，一个单位一般的“加工中心”是需要一台到两台，不值得自己生产，不值得自己去买，就在华中工学院来买。现在他们非常赚钱，他们说笑话，前几年是百万富翁，现在“加工中心”厂长是千万富翁。我的胆子又受了一次考验，又增加了新的东西，胆子要大一点，不要那么畏畏缩缩，怕这怕那。

当时十堰市的二汽，第二汽车制造厂正在建，当时国家的经费也困难一点，建了很大规模的第二汽车制造厂，非常花钱，要花多少个亿，就迫使我们不得不把有些设备自己造，但是自己造的话工厂的技术人员限于技术水平，找到学校来帮助设计，他们制造。大概当时十堰市的二汽，有那么十来种加工制造是由我们加工制造的，生产设备的。我举一个例子，汽车发动机里面的曲轴连杆，那个曲轴连杆买的话价格很高，自己制造花钱少。怎么样来制造这个曲轴连杆，就找到我们学校，我们觉得这是国家的任务，又是在湖北省确实是义不容辞，接受了二汽不少的任务，有的比较容易，有的比较复杂，像连杆，这种自动化程度比较高的，比较复杂。我当时没有参加，我后来看了之后，内心里面是非常佩服，我们这些教师是有本领的。这又增加了我的胆量，胆子又大一点。再举一个例子，河南郑州有个第二纺织机械厂，在国外进口了一台，用通俗的话说就是纺织机械方面的“加工中心”，很复杂，要调试，那个厂就找到清华，清华说要我调试可以，我负责调试，你给钱，清华要了不少钱。但是后来在那里呆了个把多月，没有调试出来。我刚好到郑州去了，第二纺织机械厂有一个副厂长是我们的毕业生，他就跟我谈这个事，他说我们学校可不可以来参加调试的任务，我也没有在意别人的意见，我说行，我心里有数，有前面的事情，另外我们机械系有一个教授，叫段正澄，在自动化方面水平很高，我说行，我们搞，这个厂就问我们要多少钱，我们说不要钱，请你们把这进口的纺织机械方面的“加工中心”调试出来。回来之后找到段正澄，我说老段，把这个任务交给你了，替学校争口气，他也拍拍胸脯说行、干，大概干了不到一个月调试出来了。其实我一点都不懂，段正澄他们都是内行。  

我举了这么一些例子，还有其他的事情，我自己的胆量逐渐锻炼出来了，有些事情敢拍板，敢干，事情都是人干出来的，假如都是很容易的，那要你干什么？在文革后期和文革结束之后，我为什么有那样高度的积极性？是怎么产生的？这个事不能空想，是要经过实践。当时在全国范围里面，高等学校的负责人普遍都是心有余悸，害怕，见了面大家都是摇头。特别是毛泽东主席讲过一句话，文化大革命七八年后再来一次，这个大家更害怕，我这时候干得很积极，七八年以后又来一次文化大革命，我又受批判，算了算了，自己过得去就行，何必那么积极呢？你说我害怕不害怕呢，我也害怕，我是人，我也不是铁，我也害怕，但是又是院长，又是党委书记，这么一大摊子人，只能行，同时经受了这些锻炼，胆子也大了，敢干。比如说进人，我们进了600多人，当时我们学校里面意见并不完全一致，有人赞成大批进人，有人赞成小批进人，有人赞成不进人。我就讲现在进人比较容易，有不少的单位、知识分子，就是臭老九，受批判，想离开，那个单位愿意放他，他也有本领，业务也不错，也愿意到我们这里来，为什么不来呢？我当时说了两句话，我说现在进人很容易，教育部不管，省里面比较好办一点。当时省里面有两道关，经过省委宣传部人事处批准，经过教育厅批准，人就可以进来了。我都很熟悉，我说现在能够大批进人的时候不进，以后要想进人的时候也不一定进得了，困难。虽然有人并不赞成我这个意见，但是觉得说服不了我，他也没有把握，进来了634人，没有一个草包，没有一个不学无术，只是业务比较不懂一点，更没有一个坏人。到现在为止有些人还在学校，经受了几十年的生产和考验，没有一个坏人，没有一个草包，这是程度、水平有高有低。有人有意见，我那个时候比较严格一点，不好提，也不敢提，反正我认为对了，就干。到了1983年，教育部把进人的批准权收回去了，但是为时已晚，我们已经进来600多人了。假如说早两年来卡着，最多只进一半，300人，后来我们增加那么多专业，不进人怎么能够办专业，调进来的有不少人在那个单位是批判对象，受气，但是业务都很不错。

第四，我们学校是全国实行改革的第一所高等学校。这个改革是什么？是把院系调整的时候，学习苏联那一套框框改掉了，也不是不学习苏联，但是有些去掉。苏联就是原来我们的模式，学校分得很细，学校里面的专业也分得很细，我们都改了，别的学校在我们后面改的。经过文化大革命我的思想比较开阔一点，负的责任也不太一样，文化大革命我不是院长不是书记，不是正职，不负主要责任，文化大革命之后主要的担子在自己肩膀上，害怕害怕，老害怕就一事无成，那怎么办？我到现在还记得，1979年的3、4月间，教育部派我到美国、加拿大、日本去访问，带了几个人，访问的时间日程都已经排好了，两个半月，加上路途上花的时间，整好三个月。我到现在还记得，在教育部办公室碰到清华的一个力学教授，我就跟他讲了，这次出去三个月，他说你们学校好，你们学校的工学保护了你们学校，但是我们清华不行，清华当时的校长是刘达，刘达很不错，我觉得比我强，但是清华在文化大革命当中非常乱，因此在清华对文化大革命争论的时候，刘达很伤脑筋，当时这个力学教授跟我讲了一句话，他说你们可以离开学校三个月，我们学校的刘达不可能。为什么呢？学校的事情太多了。当时许多学校一个是不敢学，一个是觉得学也可以，但是还是不敢学，有的思想上还没有解放，也不同意学，我们思想解放了，这个解放也可以从另一方面得益于文革，文革那么样翻天覆地。你们没有经验，那时候你们是小孩。抨击的时候是很难过，现在站不了了，那个时候还是照样站，流血，有些把鞋子脱了，光脚在碎石地上走，那简直残酷得狠，我从50岁开始文化大革命，60岁结束，没有进一次校医院，那时候身体很好。现在不行了，假如现在碰到第二次文化大革命就完了。

我大体上就想了这么多，最后一部分小标题就是“走上新的征途”。什么意思呢？就是和同济合并了，已经合并了十多年，可惜我现在年岁大了，身体也不好。美国的马里兰州，离华盛顿很近，有一个大学叫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它的医学院是美国办得最好的医学院。最近你们的龚非力教授谈那个大楼，我跟他讲，我说你们可不可以跟这个大学的医学院取得联系。那个学院是在那个大学里面办得最好的学院，其他的学院不如它，我是希望我们学校、同济医学院，不仅是像刚才我讲的那个大学，是办得最好的，同时其他的学院也能够办得很好。因此我讲了一个小标题，就是走上新的征途。同济的历史我知道，很了不起，我在初中的时候我的父亲跟我讲，那时候才17岁，说上海最好的医院是宝隆医院，宝隆是谁？是同济的创办人，他兴办医院，培养教师，他感觉中国的医学教师太缺，他要办。为什么现在叫同济呢？1928年宝隆回国了，后来办学校，办德文班，全部无代价的交给中国，一切不要，回德国去了。当时国民党已经到了南京，成立了国民政府，成立了国民政府教育部，觉得同济的这个精神很好，觉得宝隆的精神很好，于是就把这个学校定名为同济，同舟共济。所以同济的历史我不是详细知道，我知道个大概，因为我是江苏人，离上海比较近，从小我就知道宝隆。我们和同济合并，我们很高兴，凡是双方面自愿合并我赞成，凡是不是自愿，像没有人说媒，带有强制性的合并我反对。因此12年前合并的时候，裘法祖跟我的思想完全一致，我们两个关系非常好，我愿意合并。我现在希望合并之后再经过10、20年的努力，更大跨步的向前走一步，因此最后一个小标题就是走向新的征途。

我说的也不可能面面俱到，也不必要面面俱到，但是重要的事情别放松，特别是很重点的，要突出，要波澜壮阔。文章看得多了，自己也写了不少文章，我觉得写文章要写得好也不容易，也可以写得好，但是也不容易。我看了原来的稿子之后觉得不错，只是有一点平铺直述，重点不突出，我刚才讲的重点比较突出。但是重点突出并不代表着第二位、第三位的事情不提，不是的，提得简单一点。过去写学校，非常客气，假如少写一点，搞一部合并之后的校史，原来华工写校史的人还健在，现在都有些去世了。另外你们再访问一些老教授，像崔崑，如果你们访问他，他也非常愿意，他是一个很好的80多岁的老院士，杨院士也非常健谈，你们要访问就选择年岁比较大的人。

谈教育史方面的事你们更不熟悉了。约翰·霍普金斯1876年从德国回到美国，创办了霍普金斯大学，他是第一任校长，教学和科研相结合，其中也办了一个医学院，医学院办得非常好。今年年初美国的全国卫生研究院，它有很多下属机构，但是它的总部也在马里兰州，距离霍普金斯不远。我问美国全国卫生研究院的王平明，美国办的最好的医学院是哪个医学院？他说是霍普金斯医学院。我跟龚教授也讲了，我说如果能够跟霍普金斯大学联系上，可以得到很多经验。霍普金斯和我们中国只是和南京大学关系比较密切，在文革之后霍普金斯大学和南京大学建立了一个共同的研究机构，双方盖了一座房子。南京大学的房子我去看过，但是由于那时候南京大学没有医学院，恰恰没有联系，现在霍普金斯大学的医学院在中国没有根，假如能够愿意和我们同济医学院建立一个机构，就非常好。马里兰州是在华盛顿周围，华盛顿这个城市是独立战争胜利之后，已经计划好了，要建立一个新的首都，就是后来的华盛顿，限制人口不能够超过60万，华盛顿人口很少，只有60万。华盛顿的周围这个州就叫马里兰州。恰好霍普金斯在马里兰州，我们学校的王平明在美国全国卫生研究院工作，总部也在马里兰州，他今年过年的时候在这里来看我。原来我就知道霍普金斯大学的医学院是世界上最好的医学院，那时候王平明来看我，他已经去了20、30年了，也得到一个证明，确实是非常有名的医学院。它为什么办得那么好？这个经验很值得吸取，因此我们要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医学院，大学内最好的医学院，要想办法和霍普金斯大学合作。我估计它会知道同济，同济的历史也有100年了，霍普金斯大学的历史超过了100年，时间上差不多。

这是另外的话了，我跟龚教授说了一下，我说和美国大学合作也不容易，但是如果关系搞好了很容易。我最后再重复说一句，我今天所说的仅供参考，对你们没有任何约束力，我现在也不是领导。我只是很关心校史这个事情，头绪乱了一点，我现在已经96岁，今年的生日已经过了，记忆力也下降了。霍普金斯大学第一任校长的名字我记不清了，霍普金斯大学第一任校长是一个很好的校长。世界上的大学实施改革，我们学校还要改革。改革要抓住一个主要的主线，科学研究要和教学相结合，科学研究要走在教学的前面。清华每年科学经费是第一位，但是它得到的成果并不如人意。我最看重的浙江大学，浙江大学厉害，我在浙江大学呆过一年，我在武汉大学呆了一年半，后来到延安去了，只做了一年半，我是扬州人，眼看扬州要沦陷，到了延安，那时候也参加了战争。我的传记你看了没有，可惜搞完了，不是我想写传记，是他主动找到我要写传记，盛情难却，因为他的文笔还可以。送到出版社之前，我从头到尾非常仔细的看一遍改一遍，那个时候视力还可以，现在视力不行了。一个人要保护眼睛，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自己，我现在感觉到保护眼睛太重要了。我现在是不能看报，不能看书，不能够写文章，只能跟你们谈一谈。谢谢你们！